7年拍摄3万张底片重现30年前武汉大学
刚送走无法参加毕业典礼的2020届毕业生，位于武昌的武汉大学迎来一批30年前的中年校友。他们对照一张张略显颗粒的黑白老照片，拍摄还原着里面那些少年们学习、玩闹的场景——尽管有些夸张的伸展动作对于他们来说已经难以复制。
他们是30年前就读于武大新闻学院的学子，在老同学，知名摄影师王景春的召集下，从全国各地来到武大校园重聚——武汉封城解除已将近四个月，许多本地同学还是第一次见面。
上图拍摄于1992年,大学实习期间。拍摄对象是一个女同学，为了完成校园的拍摄项目，同学们一起邀请了一个女同学担任模特。
30年之后，我们再走进校园（下图），虽然30年前的那个女同学，已经消失无踪，在疫情期间的校园我们借用了肖华同学的太太，帮我们一起在武汉大学操场复原了30年前的场景，背景是武汉大学行政楼。
毕业考试马上要进行，大家心里都有些莫名的无奈，我在教室前排拿起我的美能达700相机和20mm超广角我和后排的同学，被王景春纪录了我的。那天赵明杰同学一定要把他的绿帽加在我的头上，里面的故事只有天知地知，全班同学都知的秘密，这件事到现在赵同学还在耿耿于怀。事隔三十年，应景春之邀重返现场复原，已经是啤酒肚油腻中年男老婆孩子一大堆了。再举相机时身后同学不在，陪伴我的是我十岁的小女儿。
四人在一起拍照是毕业展的招贴画用，在校园里的活动都很简单直接，物质上的没条件到位，但画面效果不能一般。那个时代里文艺澎拜，还是学生的我们算是潮尖上的人了。几张报纸替换了我们的几个脑壳，个体的消失多了一点玩世的痕迹。朝天，脑壳就是个球了。年轻气盛一切都可以拿调侃一番，感觉就是不调侃不思想。拍完了照片我就回家看新岀生的儿子去了，没有参与毕业布展的事，听说很轰动，在校的同学很风光，女粉丝收了一。
同学是一生的财富，记忆是一生的财富，无论是好是坏，它总是存在在心灵的最深处，有时候会因为一张照片，一句话，一件事而汹涌而出，我们和王景春同学的这两组照片，30年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好在图像还在，图像证史，图像就是我们同学最好的记忆。
毕业考试之后，我在武汉大学理学院教室里舒展身姿。我是摄影班年纪最大的同学，这也是最难的一门摄影考试，心里的巨石终于放下。我麻溜地爬上课桌，让王景春给自己拍照留念。
没想到30年后，这群当年的攝影爱好发烧友，而今个个事业有成的专业攝影师，都当了敎授。送来不曾见过的这张照片，并提出要重返武大母校再留影。人生30年就像在昨天，纯真的学友让我无法拒绝，于是就产生了同一个教室，同一群同学，同一个画面的返照。大家想让我写点感概，其实两张对比的照片毋用我再说什么了。要说的是相约多年后是否有机会再来一次人生的写照。
1990年起我在武汉大学学习生活了七年，对这个城市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疫情期间我自己无法正常外出，作为一个职业纪实摄影师，参与见证过许多大事件，但这次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没能进入这个风暴中心进行记录，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在湖北，在武汉有不少老同学，我也从他们那里了解这这段时间彼此的经历。期间，我在家翻出了以前拍摄武大的胶片，几乎每天扫描一些放在同学群里——如果不是这次疫情，这3万多张胶片可能永远就压在箱底里了——你知道，在那个时间节点，老照片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能击中人心里那个最柔软的部分。
另外一个机缘是，我们正在以武昌作为观测点进行“再发现”影像工作坊项目，召集了全国十几名摄影师在这个城区做在地考察。武大是武昌区一个传统标志，这所大学和武昌的历史是紧密相关的——尤其在近代，两者承载了中国太多的重要时刻，我用自己的方式回溯个人历史，也是校史的一部分。对于武昌这个城区，需要的不仅仅是后疫情时代的横向地域观测，我觉得自己能提供一个时间上的纵向观测座标——老照片有一种召唤的力量，照片中的老同学回到母校，也是一种『再发现』的过程吧——它有对照式档案文献的功能。
我们的青春已经画上了句号，但人类和疫病共处永远不会画上句号；对于武汉的重启，也仅仅是一个逗号。
桂园八舍4楼走廊的最西侧，窗户对面是桂六。时间应该发生在1996年的“珞珈”金秋艺术节前的某一天。新闻学院广告系95级两位男生荀冠龙与任重在为参加樱园楼顶举办的小品比赛在排练，窗框上晒满男生的袜子鞋子。
王景春：不完全是。我希望这些老照片能成为过去与现在的一个连接器。关于『青春记忆』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现在的『我们』也是曾经的『你们』，虽然面相非常不同，但在情感上是有共鸣和泛化的。
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青春放题在文艺作品里屡见不鲜且能直指人心，从《致青春》到《少年的你》，从《平凡的世界》到《芳华》，青春从来不仅是个体的回忆，时代的DNA会刻在里面传承。
武大马上就要迎来2020级新生，我有一个同事的女儿，暑假期间收到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些照片可以说是父辈的民谣——我们这个民族其实是缺少史诗的，但从来不缺民谣。青春的民谣不是应该只有『流行』的元素，是可以『流传』的。
桂三326宿舍，新闻学院1994级女生余烺天坐在上铺，床头挂着郭富城海报，下铺是同学廖雁，床上放着金色大狗绒毛玩具，床上铺的是学校统一发的格子床单。
1995级的小垮坐在床上发呆，墙上贴着摇滚歌手、魔岩三杰之一的歌词：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来自他1994年的专辑《垃圾场》。这句话也是当时年轻人自黑的口头禅，颇有点现在『丧文化』的味道。
桂三327宿舍，新闻学院1994级女生范泉、熊静华在看电视，一个班一台电视机，轮流在每个寝室放一周，港台剧武侠片是那时的最爱。
这此照片很多都没有在任何场合下发表过，当我把他们放在群里时，确实很多长期沉默的同学群都激起了反应。有的同学甚至已经忘记自己曾经被这样地记录过；有的同学看到了成长的喜悦，有的同学看到了被岁月碾压过的沉重，还有很多同学表示要众筹出版成画册——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师，你的作品能激起一代人的荷尔蒙，这是一种荣耀。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说，“摄影提供的不只是对过去的一种记录，而是与现在打交道的一种新方式……老照片扩充我们脑中的过去的影像，正在拍摄的照片则把现在的东西转化成一种脑中影像，变得像过去一样。”
在桂园操场上练习集体舞，准备参加金秋艺术节的集体舞大赛。戴飞，当年他就是在集体舞队里认识了他现在的学妹夫人，他们当时是partner。
极光视觉：我看过你在武大生活的底片册，还用笔做了很多标注，做为1990年代的大学生，有这样的拍摄规模和系统记录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王景春：某种程度上，我是不是正儿八经的『学院派』大学生，你也可以说我是『野路子』出身。在武汉读大学之前，我就有了三四年的摄影经历了，那时我才13岁。后面在陕西老家当过电工，做过单位里的摄影宣传干事。用相机记录身边的人和事，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我记得有一次，单位举办书画摄影比赛，我把一二三等奖全揽了，自己也坚定了去高校进修的信念。1990年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开办摄影班，自己懵懵懂懂就去了。我当时拿着自己的照片去找李媚老师和曾璜老师请教，他们都表示『年轻人你入错行了』——当时除了技术，确实什么也不懂，但自己好像没有被暴击的尴尬，只是请求说能在李媚老师的书房里看阮义忠先生的画册。
有时候，无知的状态反而让你更心无旁骛地拍照片。当时我脖子上抂着一台雅西卡的135相机，镜头的配置甚至好于报社里的摄影记者，但是光有硬件还不够，摄影于我，不是仅是兴趣驱动的热情，更是一种生产力工具。
摄影老师说，至少得拍过1万张照片，才能算是专业摄影师。相机始终在身上，同学们早已习惯了有这个整天按快门的小伙伴。大家上课、吃饭、恋爱、吵架甚至课堂作弊，这些都被收录在这个黑盒子里。
为了省点胶卷钱，我会买来60米长的盘片来自行分装。夜里把寝室改装成暗房，就在里面缠胶卷、印小样、放照片。熬夜放照片，第二天睡懒觉，这在宿舍是不存在的。我的上铺肖华会做“人肉闹钟”叫我起床，甚至帮我穿衣服，催我出门拍照。
大专到本科，在武汉大学里7年的时光，我每天拍的胶卷，都写好拍摄日记，按日期存放整齐，积累了超过3万张底片。以当年的储存方式，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魏海波，武汉大学94级，在桂八男生宿舍4楼的楼道里秀肌肉——那个时候男生爱健身，运动，一身腱子肉大概还是比较能吸引女生（女同学原话）。
这张照片曾经发表于《南方周末》获稿费150元，在当时一个月300元生活费的大学是一个不错的外快。海波先后在《南方都市报》深圳站任主任，新闻部主任至编委负责广州新闻部，之后代表《南方都市报》与《清远日报》合作，现在清远与同仁一道创建《一默》。
极光视觉：这些照片，无论是你同龄人还是现在的年轻人看，都有一种『陌生感』，这些生猛的画面，里面的的被摄者都旁若无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相机的存在，你是怎么做到的？
王景春：先插一句，你看现在手机摄影已经完全普及，但人们的隐私边界感却在不断上升，我时常在想，如果现在我读大学，还能不能拍到这些画面？
在那个年代，相机对于同学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物种，很多人都没有被私人拍摄过的经历。我完全没有从创作的角度去拍摄，完全是在一种打打闹闹、开放自然的状态下的拍摄。所以每个人在镜头前面是完全放松的，毫无保留的。一方面是无意识的记录，一方面是无意识的呈现，双方都是无心插柳，反而让积累变得没有那么刻意。
那时的年轻人根本不会去想相机后面的摄影师有什么动机或目的——因为当时我根本没有『创作』的心机。如果你现在拿起相机记录你的同学，你的初心是什么？——对不起，你有了初心，就是『起心动念』，一但有了这个东西，拍照这个动作就变得功利了。
这些照片于我，也是不可复制的——不仅是场景年代感不可复制，而是生产这些照片的心理机制不可复制。
王景春：去武大报到的第一天，我骑车过去，绕来绕去都没找到学校的大门。停车一问路人，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在校园里——原来武大校园是没有校门的，
在刘道玉老校长的倡导下，武汉大学是当年积极向社会开放的高校之一。到大学上课的，不仅有中学毕业的应届生，还有在社会上已取得一定成就的职场人士。毕竟，上世纪90年代，大学文凭是个稀罕物，进编制评职称都得指望它。
我的同班同学，来自报社、音乐、文化等各领域各行各业，最大年龄差有20多岁。在这么一个多元融合的班级里，我有机会从同学身上“偷师”，也接触到一些青年贤达，当时完全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角色，完全是蒙逼式地拍摄，这些人在日后的生活中还有陆陆续续都有交集，很多都成为了当代文化大咖，如粟宪庭、肖全、杨小彦等等，还有很多同学成为现在媒体大佬，可是在当时，他们在镜头前完全是一种特别生猛的样子。
92年广州美术双年展，我们应邀从武汉坐火车到广州负责记录。中午大家在广州美术学院的校园里休息聊天，栗宪庭（中）刚拿到一台潘太康67的相机咨询我们如何使用，因此有此一张合影。左一为年轻时代的王景春。
92年广州美术双年展上，摄影师肖全釆访记录吕澎策展人。我当时觉得画面结构不错就顺便拍下了这张照片；多年后我给肖全此图，他大喊一声“我靠”……
肖全被称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曾出版《我们这一代》的大型摄影集，这本出版于1996年的画册几乎囊括了1980、1990年代文学艺术界风云一时知名人物，其中有张艺谋、陈凯歌、姜文、何训田、谭盾、北岛、王安忆、史铁生、陈村、崔健等人。为了拍摄这本画册，肖全走南闯北，用了将近10年时间才告完成
还是那句话，这台相机和我，都是明目张胆出现在他人的视野里的，习惯了以后，这台相机在他们的生活中『隐形』了，因为我的心态也在『隐形』，所以这些照 片与其说是我拍的，不如说它是被一台隐形的机器和一个心无杂念的少年无意识记录的。
操场上晨跑，背英语的女生一定是学霸吧？桂园操场当年还是煤渣跑道，现在已经是红绿相间的塑胶跑道。
极光视觉：拍照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是一件奢侈的事，现在智能手机的普及、社交媒体的流行让摄影成为一个没有任何门槛的东西，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师，怎么理解两种时代记录方式？
王景春：对于记录方式，当时和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唯一的差别是资讯的丰富性，现在的年轻人选择太多了，甚至可以选择不做别人眼里的『后浪』，但当时我们的时尚相对是比较贫乏的，刻板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纯粹的，不会有什么选择困难症。我觉得做为摄影师，你要的是生活经验而不是生活经历。当年无意识的记录只能说是经历；现在有意识地进行整理、重现、审视，则是一种经验。
但是两个时代的记录功能，我觉得还是有差异的。现在我们的照片，更多的是社交货币的功能，用它来塑造自己的社交形像——滤镜、美颜、的加持，自己的『美』不用借助第三方来介入呈现；过去的胶片时代，没有便携观看，没有即时分享，照片更多的是个人的『历史资产』。由于条件的限制，观看照片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事情。
我向来认为，摄影从来就是不是按快门——甚至这是摄影里最不重要的部分。观看的方式和介质，就是摄影的一部分，或者说，观看即摄影，构成理解世界的一部分。这些老照片，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在手机屏幕上看——试想，如果这是一本实体影集，装帧有厚度，捧在手里有份量，闻着墨香，得到的信息密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愿意给摄影时间了，它变得向其他信息一样易碎。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304宿舍的二刘：刘畅（前一）和（后一）。好像当时每天是打拖拉机，谁输了谁洗碗当时是等待实习，所以拖到7月份还没放假那年武汉特别炎热。每天要去水笼头下面冲几次凉。
武汉大学黎元洪体育馆里的健美操课。大二开始体育就要选课（仍然是必修，只是可以根据兴趣特长选课），女生可以选排球和健美操，记得当时朱晓丹选的就是健美操。
王景春：实话说我给不出任何任何建议，现在记录的方式太多样了。照片的底层逻辑是生活观察，是生活经验而不是生活经历。现在我们的记录机制是小屏观看、即时创作，即时反馈，影像唾手可得的年代，系统地观察与记录成了奢侈品——供需关系倒置了。
我希望年轻人不要成为时代随波逐流的参与者，哪怕你没有任何摄影设备，没有任何摄影技术，你不需要成为摄影家，但你可以学习摄影师的思维，适度抽离去观察去思考。你更不需要用滤镜去刷存在感——如果你的生活不需要第三方记录的时候，通常你也会对周遭的生活视而不见，丧失观察生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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