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一版刊发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和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标志着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一代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我们不得不由衷敬佩拨乱反正的魄力，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当年就是他第一个向刚刚复出的建言，使他一锤定音当年就恢复高考，他就是武汉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查全性。
1925年，查全性出生于江苏南京。他的祖父查秉钧在清朝光绪年间中过进士，曾长期在地方上担任知县，是著名的清官。成立后，他历任国会议员、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省议会议长。
1941年，查秉钧在重庆被日军突袭的飞机炸死，终年80岁，国民政府表彰他“志行安贞，学识优裕，克持晚节，以身殉国”，并发给他家里治丧费3000元。
查全性的父亲查谦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曾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国立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任教，并担任了新中国的华中工学院的第一任校长，为祖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贡献了他的毕生精力。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感染下，查全性从小就勤奋好学，抗战爆发后，他深感民族忧患，祖父被日军炸死更是对他有很大的刺激，他曾想当一名飞行员，但却因结核病休学数年，右眼也失明了，当飞行员的愿望也成了泡影。
1947年9月，查全性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他之所以选择学化学，那是因为他年轻，不想天天都被父亲掌控，所以数理化均十分优秀的他，特地避开物理，选择学习化学。
1950年，查全性从武汉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1957年至1959年，他又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电化学研究室进修，1959年他回国后，一直在武汉大学任教，并在1964年评上了副教授。
1966年“”爆发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遭到了摧残，到1976年粉碎“”时,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已经被停止了整整11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
查全性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后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查全性对国家的教育事业感到忧心忡忡。
1977年7月，正式复出，一恢复工作，他就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决定把大学的招生当成工作的突破口，但当时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很多不合理的招生规定仍然没有得到改变。
7月19日，指示教育部准备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对教育部负责人说，到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找一些敢说真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来京参加座谈会。
7月底，武汉大学的校领导找到了查全性，说上面来了通知，点名要他到北京去开会，查全性也不知道会议的具体内容，因此没有进行任何准备。
8月1日，查全性乘飞机到北京后，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亲自来机场接他，他们是大学的校友，刘道玉告诉了查全性此次会议的内容，并说是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知道他敢讲真话，所以才专门点名让他来的。
8月4日，座谈会正式开始，亲自出席，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参会人员本以为像这样的高级，能够在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
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4天的讨论，除了两次因为重要活动没有参加外，其余时间不仅每天准时到会，和大家一起离开，而且还亲自主持，大家在他的引导下，发言都活跃了起来。
8月6日，高考问题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热点，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大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
“当前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还建议，从1977年起改进招生办法。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
但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针，文件也已经送到了的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查全性连忙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浪费可就大了！”
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当天就传了出来，第二天，新华社的记者就来采访查全性，记者对他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8月18日，教育部上报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原计划高校和中专学校8月开始招生，11月中旬新生开学，但现在决定恢复高考，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新生于明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3个月。
看了报告以后，很快作出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
1977年冬天，全国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
这一年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也参加了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他后来感慨地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查全性和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同住一栋楼，吴于廑也有3个子女当年同时考上了大学。喜报传来，查全性吴于廑说：“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名状元！”
1978年，查全性被评为正教授，1980年，他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但他不喜欢当官，除了1978年至1982年担任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之外，他一直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他说自己不是那块料，能力、性格都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
后来查全性在回忆自己当时提出恢复高考制度时说：“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导师指导学生的职责，不是仅在于帮学生发表两篇论文，以取得毕业答辩资格；还应该在指导学生完成科研的过程中，引导学生的治学兴趣、方向和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更有为师者道德水准、人格魅力的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