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武汉——“坚决打赢武汉保卫战”特别报道
有些事情,需要把时间轴拉得更长才能看清波澜起伏;有些事情,需要把视野放得更广才能分辨高低错落。1月23日凌晨2点,武汉市宣布“封城”。3月28日,武汉市6条轨道交通线路正式恢复运营;铁路客运站的到达业务、中欧班列(武汉)正式恢复,城市内外交通逐步“重启”。2个多月的时间,武汉市发生了什么?中国发生了什么?世界发生了什么?事非经过不知难。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样的时刻叫做千钧一发,什么样的决断叫做英勇果敢。放眼全球,我们就明白了病毒有多么凶悍,决断窗口有多么珍贵。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没有人是局外人,新闻记者也不例外。疫情发生后,本报第一时间先后派出三批记者赶赴武汉,运用媒体融合手段发回来自抗疫一线的鲜活报道。值此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之际,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将陆续推出来自抗疫一线的全景式报道,展现波澜壮阔的抗疫图景,荡气回肠的心路历程,守望相助的同胞亲情,向死而生的斗争精神。敬请关注。
2020年3月10日,习总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说,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必将通过打赢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再次被载入史册!
被誉为“生命之舱”的方舱医院,在阻击疫情的关键时期,发挥关键作用。现在,曾经最先开舱的武昌方舱医院,也成为最后一家休舱的方舱医院。它的休舱,意味着通过艰苦的抗疫之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3月18日0时至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零例,新增疑似病例零例。首次出现的“双零”,承载了无数人的汗水与期盼。
至此,曾经每天压迫着众人神经、高达数千新增确诊病例的凶猛疫情,在英勇顽强的阻击战中,形势根本转变,武汉人民、湖北人民、全国人民,胜利在望。
此刻,让我们聚焦这段艰难岁月里的英雄城市和英雄人民,记录下他们在这场艰苦战“疫”中留下的深厚足迹——他们的拼搏,他们的奋战,他们的泪水,他们的奉献,他们的坚守,他们的期盼。
2019年年底,辞旧迎新之际的武汉,熙熙攘攘。此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却已露出苗头。
12月29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ICU,这是武汉市最有名的专业传染病医院,接到了9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说,30日接着在收病人,31日也在收病人,大概已经有20多个病人了。大家把所有病人全部过了一遍,得出结论:这可能是病毒感染,不是其他感染。
不过,由于来自医院的信息并没有被迅速有效处理,此时的武汉,据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位医生回忆,“一边是医院救治压力与日俱增,一边是社会防控松懈。下班后,看到大量市民依然没有任何防护举措,不戴口罩,逛街,购物,聚餐,节庆”。
疫情防控形势随后开始发生变化。1月7日,习总主持召开中央局会会议,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习总作出重要指示,湖北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他要求,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疫情防控是习总最关注的问题,他时刻跟踪着疫情蔓延形势和防控工作进展情况,不断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
当天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
1月23日凌晨2点,武汉市发布通告:自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快速上升的疫情数据表明,这一举措很有必要:1月22日0时至24时,24个省区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31例,全国共有25个省区市报告疫情,新增河北、辽宁、江苏、福建4个省份。
迫不得已,然而刻不容缓。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后来回顾说,1月22日,中央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到武汉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带着中央、带着总的指示,要求武汉进行交通的隔离,这是外防输出、内防扩散的重要措施,正是这项措施保护了全国,保护了武汉”。
关键时刻,关键之举。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封城”降低了疫情蔓延几率,“非常恰当且非常重要”。
喧闹停止了,短暂的惶恐与忙乱。许多人担心封城之后物资短缺,拥到超市、药店,一时间货架空空如也,连感冒药、体温计也脱销了。
武汉本地Vlog博主“蜘蛛猴面包”在他拍摄的视频《武汉日记2020》中描述“封城”第一天:“没有了公共交通,整个城市变得安静不少,街上行人寥寥无几,95%的人都戴上了口罩……”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昱觉得,她在“封城”前一度忐忑担忧的状态,在“封城”后慢慢安静下来,“我自己从事抗病毒免疫研究,也给本科生教《传染病学》课。‘封城’虽是无奈之举,却是面对严重疫情最有必要执行的控制办法”。
心绪平复下来的刘昱,打开了“抗疫模式”。没有条件做病毒学实验,她开始检索病毒文献,把有价值的文献传递给临床学生,和他们一起分析讨论病程、病理发生机制及能够借鉴的治疗方案。
从短暂的混乱中平静下来,更多武汉人像刘昱一样站了起来。他们在行动中展现的勇气与胸怀,为疫情中的武汉带来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封城”之后,市民采购需求倍增,但不少快递员已放假回家。京东快递站站长钱冉昊毫不迟疑就加入了配送员队伍。他的不少同事听说要“封城”了,宁可不休假,抢在“封城”前“逆行”赶回站点。
封城力度逐步加大。1月25日,武汉中心城区车辆禁行。2月11日,所有小区封闭,每家3天只可一人外出,后来完全不可外出。2月17日起,各超市陆续停止现场营业,只接受团购,由社区帮忙送到每户居民家。
危难时刻,许多普通市民挺身而出。他们主动当起了志愿者,有的自愿开车免费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有的到社区帮助防控,排查发烧病人,帮居民送生活物资;有的做起了医院、小区保安。
无数恪尽职守、无声奉献的社区工作者、民警、快递员、环卫工、消防员,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坚守、付出。
如今,封城已过两月,坚守还在继续。正如一位武汉市民所说,“我们把自己化作抗疫城墙上的一块砖。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砖”。
“正是因为有了武汉人民的牺牲和奉献,有了武汉人民的坚持和努力,才有了今天疫情防控的积极向好态势。”习总对武汉人民饱含深情的讲话,浸润人心。
经批准,解放军派出3支医疗队共450人,分别从上海、重庆、西安三地出发,急赴武汉地区定点医院展开救治。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1月25日,在中央局会会议上,习总发出号召。
1月27日,中央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抵达武汉,对新冠肺炎疫情一线防控工作全面“督战”。
1月下旬,由于患者剧增,武汉很多发热门诊和定点医院超负荷运转。往年这个季节,全市发热门诊量每天在3000例左右,而在那几天,高峰时段到发热门诊就诊人数超过15000人次。
可是,面对凶猛疫情,患者数量陡增,防护物资紧缺,医院床位缺乏,医护人员有限,感染风险频现,武汉市医疗资源和压力已达极限,难以承受。
“当时可以说医疗设备很简陋,紧急改建的重症病房硬件达不到标准。”2月6日晚接到指令,2月7日雨夜抵达武汉,2月8日率队进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上海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回忆,他带领136人的医疗队伍,接管人民医院东院区两个传染病重症病房时,这支涵盖重症医学科、呼吸科、感染科等多个学科,100名有40名来自ICU的专业救援队,真切地感受到当地的压力。
人民医院东院区是紧急改造的重症病人区,最初是200张病床,旋即扩至400张,再到800张病床。疫情之急,可见一斑。
时不我待。2小时完成报名,24小时内到达。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军队的白衣战士,紧急报名、紧急集合、紧急出发。
党员的责任担当,医者仁心的职业使命,让无数医护勇士们从平凡的岗位上挺身而出,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大功臣。
刘萍,甘肃省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两个孩子的母亲,“疫情发生后,我就做好了赶赴武汉的准备”。
“我是党员,又是长,肯定得先上。”面对记者,这位甘肃省妇幼保健医院儿童急诊科长,毫不迟疑地说。
她和另外102名医护人员被挑选上,前一天接到通知,第二天晚上就飞过来了。“其实大家都准备好了,通知一到,男女们都剃了光头,这样在病房更利索。”
身为党员的刘拴虎,是河北唐山工人医院重症一科副主任医师,也是唐山市第三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长。他急匆匆率队赶到武汉时,口袋里还揣着读高三的女儿给他的一封信。女儿在信中说,“老爸是最棒的,我等你胜利归来!”一到武汉,他就告诉女儿:我来武汉是为了打仗,一定要胜利回家。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曾在1998年抗洪中守护武汉长江大堤50天的退伍战士送妻子出征武汉;杏林世家的妈妈送女儿踏上征程;即将步入婚姻的准新娘推迟婚期赶赴荆楚大地……
从1月24日到2月28日,全国累计有314支医疗队,3.5万多人援助武汉,其中,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呼吸科、循环内科和科等专业人员就达到1.5万多人。
至3月8日,全国有346支医疗队,4.26万白衣战士,驰援武汉和湖北。为了尽快到达武汉,超过8000人的医疗队伍,直接包机空中飞驰,分秒必争。
疾驰赶到的医疗队,有的援助方舱医院,救治轻症患者。有的援助定点医院,使更多重症患者逐渐痊愈,摆脱病痛。有的援助ICU病房,给病危患者带来生的希望。有的成建制接管医院科室,包管病房,在救治病人的同时,也为双方医护共同进步奠定基础。
号称中国医学界“四大天团”的北京协和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会师武汉。一时间,这“四大天团”的一举一动成为无数网友关注的焦点。
更多专家,不辞辛苦。从钟南山、李兰娟、王辰、黄璐琦,到陈薇、乔杰、仝小林等多位业内著名专家,日夜在荆楚大地上奔波,追踪、查寻、会商。院士张伯礼过度疲惫致病,在武汉做了胆切除手术,笑称“和武汉人民肝胆相照”。
来自祖国东西南北的支援队伍,与湖北和武汉本地的医护人员一起,为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立下“头功”。
当天中午,已经安静很久的武汉天河机场,迎来了返回海南、天津等地的医护队伍。热泪盈眶的志愿者们,举着“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横幅,为离开湖北的医疗队员们深情送行。
这一天,随着病患不断减少,有40多支医疗队、3000余名医护人员开始撤离武汉。此后,至3月底,将有3.5万名驰援勇士返回各自的岗位。
武汉水果湖街道党工委金建涛,经历了起初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从农历大年初一开始,电话潮水般地打到街道社区的办公室座机和工作人员手机上。
“往往是刚挂掉一个又打来一个,手机被打到发烫,一天要充电十几次,都是要床位的。可是床位远不能满足。”金建涛心急如焚。
这相当于两个战场。一个战场是医院接诊救治,一个战场是社区摸排阻隔。两者都必须抓到位,才能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一方面,病床无法满足救治需求,大量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游走在大街小巷。尽管武汉市2月2日宣布对这“四类人员”集中收治隔离,但是“人等床”的窘境,使实现这一目标异常艰难。
另一方面,源头防控,要从街道社区、居民小区做起。武汉市有13个区,下辖156个街道办事处、1个镇、3个乡,共1377个社区居委会,7100多个小区。每个社区工作人员仅10人左右,难以完成扎牢织密社区防控“第一关”的基础性任务。
每天忙着为居民服务的金建涛,妻子在家发烧,他也只能让她再坚持一下。“我没有时间照顾她,也没法为她联系床位,这么多居民都在等。”
紧要关头,一个重要建议汇报到中央指导组并迅速形成决策部署:征用一批体育馆、会展中心、培训中心等大空间场地,改造成“方舱医院”,作为隔离收治场所,将所有轻症病人集中进行医疗照顾与观察。
2月3日形成决议,2月4日动工改建。2月5日,首个方舱医院武昌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开舱”。这一神速,是继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两山医院”之外的又一次“方舱速度”。
“两山医院”,是武汉市参照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紧急建设的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两所医院。“两山医院”的投入,使更多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一共只有2600个床位,只收治重症患者,无法满足当时患者激增的救治需求。
而“方舱”的迅速投入使用,使患者能及时得到收治;“方舱”的大容量,使更多患者不用来回奔走在求医问诊的路上。
2月9日,武汉市要求对确诊新冠肺炎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法排除新冠肺炎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实施分类集中管理。
按照中央指导组要求,湖北省统一部署,2月9日晚12点前,武汉市所有确诊居家隔离患者实行集中收治,分隔离,形成救治体系:以征用酒店为集中隔离点,隔离密切接触人员;以方舱医院接收确诊轻症和疑似患者;以火神山、雷神山和48家定点医院收治重症患者。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次“总攻战”未能如期全部完成,依然有不少患者散布在社区中,令人担心。
2月10日,习总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当前,湖北和武汉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要采取更大的力度、更果断的措施,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他要求,要坚决做到应收尽收。
2月13日,一个重要消息传来。中央决定:上海市原市长应勇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蒋超良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委员职务;济南原市委王忠林任湖北省委委员、和武汉市委,马国强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和武汉市委职务。
湖北和武汉换帅,给胶着中的疫情防控局面带来新气象。一场更扎实、更坚决的“应收尽收”攻坚战展开,更多市区部门干部作为“下沉干部”,进入社区街道,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得到更好落实。
2月16日,武汉开展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落实五个“百分之百”举措,即“确诊患者百分之百应收尽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检测、发热病人百分之百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百隔离、小区村庄百分之百实行24小时封闭管理”。
方舱医院,此时显示出关键性作用。到2月28日,武汉共建成16家方舱医院,开放床位13000多张,累计收治患者12000人。
2月20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武汉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透露,雷神山医院32个病区1500张床位全部开放,还有几百张床位没有收满。中南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的隔离病房也连续多日出现床位数量大于病患数量的情况。
与此同时,随着社区封闭管理再度升级,各小区实施最严格封闭措施,由社区干部、志愿者、小区业委会、物业等共同组成的“服务保障版”不断升级。
武昌喻家湖东路的金地华公馆,居民从农历正月初四就开始组团网购,后来不断成熟,由志愿者、小区业委会和物业三方组建的服务平台,团购菜、代买药,甚至联系银行代一些老人取钱等,基本解决了小区居民的需求。
“坚持在家不出门,我为防疫做贡献”的居民“要约”,与“应收尽收,应早尽早”的防控需求,不断磨合、协调,推动艰苦的武汉保卫战,向好的态势不断拓展。
“红区”,是对医院ICU的称呼。疫情发生后,很多危重患者被转入红区救治。由于病人进入红区时病情已很严重,加上对病毒的认识需要不断探索,疫情发生前期,危重患者病亡率居高不下。
救死扶伤,是白衣战士的职业天性。如何尽快降低病亡率、提高救治率,成为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尽力抢答的必考题。
通过监控视频,胡小交望着其中一个病人说:“这位患者挺严重,我们在竭尽全力。真希望他能挺过来。”病人身上插着气管,监控仪器屏幕上曲线跳动,如同在敲打医护人员的神经。
当了11年,在中南医院ICU干了7年,胡小交数不清自己已经面对过多少次死亡。但过去的1个月,她经历的焦虑前所未有。
病毒看不见、摸不着,传播力很强,稍有不慎,便会被感染。尤其是疫情暴发之初,除了传染性强,人们对病毒的认识很少,也没有特效药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隔离区负责人饶歆说,这种担心很正常,也是最大的工作压力之一。
疫情暴发后,习总多次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患者,降低重症发生率和病亡率,尽量把精兵强将集中起来、把重症病人集中起来,统一进行救治,及时推广各医院救治重症病人的有效做法。
为了提高救治率,1.1万名重症专业医护人员奔赴武汉。2月2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透露:武汉市重症病例占比从2月11日的31.6%,降低到2月27日的22.4%,病死率从1月26日最高点的9.0%下降到2月27日的4.4%。
在救治现场,气管插管,是最危险的与病毒“面对面”操作。患者口腔打开,大量病毒排出,医生的脸就在10厘米外。
没有医生喜欢这个场景,但是一旦需要时,没有人会退缩。华中科大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科主任高峰把这一过程称为“高危90秒”。因为新冠肺炎患者肺部氧气交换功能差,身体氧储备少,插管需要在90秒内完成操作。
病毒的“性格”是未知的,意味着救治方案需要逐步摸索。新冠肺炎目前还没有特效药,治疗方案因人而异。
2月7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康焰率领130人的华西医院第三批医疗队抵达武汉,接手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两个重症病区。
进驻后,康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病人做评估和筛查,找出真正有死亡风险的病人。他们把病区细分为绿区、黄区和红区。绿区收治症状相对较轻的病人,黄区收治新冠肺炎症状不严重但有基础病的患者,红区则收治器官功能紊乱严重,需要器官功能支持,如高流量吸氧、上呼吸机的患者。粗略统计,红、黄、绿区的患者各占约10%、15%、75%。
医疗队要做的,是把资源尽量集中支持危重病人。“把红区死亡率降下来,整个死亡率就下来了。”康焰说。
“一个病人被送到ICU,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为什么被送到这里来,有哪些因素可能对这个病人致命,再决定怎么来挽救他的生命。”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主任彭志勇说,“这一过程必须非常快。因为送到这里来的病人,其他地方已经没办法治了。”
“这个成功率可以说非常高,不但救了病人,给整个疫情的危重症救治也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主任医师赵蓓蕾说。
为此,医学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与时间赛跑,通力合作,一边摸索创新治疗方法,一边加快科研步伐,为治疗提供支撑。
前方医疗专家与后方研究团队精诚协作,院士巡诊团队、联合专家组反复研究,专家会诊、24小时报病危、死亡病例讨论、重症巡诊等机制不断磨合细化,组织插管小分队,推广中西医结合治疗。
2月11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院区1个小时转入300多名重症患者,由17支医疗队接管的17个病区分别救治。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战时联合医务处处长祝伟说,每天下午3点召开ICU讨论会,17支医疗队都要派代表参加疑难和死亡病例讨论,把临床救治中的困惑、问题、经验和方法,借助战时联合平台一起分享,寻找最优治疗方案和解决办法,每个医疗队都不会缺席,所有举措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现在,武汉市重症患者治愈率,已从14%提高到64%。3月26日24时,武汉市重症病例下降到1000例以下。此前3月10日,这一数字还有4217例。
疫情突然暴发,封城紧急实施,各种防护物资紧缺。如何尽快弥补短板,既要统筹谋划,也需要社会各界同舟共济。
2月27日凌晨4时,16台ECMO搭乘国航航班,从德国法兰克福起飞,当天12时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下午5时,搭乘邮政航空起飞,当晚8时飞抵武汉,送抵武汉同济医院。
由中央指导组部署海外采购的16台ECMO,从2月21日签订合同,到设备运抵医院,比约定的最快15天到货节省了一半时间。这样的速度,让德国ECMO生产厂家费森尤斯十分感叹。
ECMO可以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进行长时间心肺支持,为抢救赢得宝贵时间,被称为ICU的“终极武器”。这种设备,目前中国还不能生产,全球仅1200台,国内400多台,武汉市各医院有近20台。显然,武汉的数量与需求很不匹配。
2月23日夜里,中央指导组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发出第一批设备征集指令,向中央本级医院征调ECMO。2月24日早上,就从中央本级医院中征集了10台,完成第一批ECMO调集任务仅用32个小时。
坐落在湖北枝江市的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疫情发生前公司已正常放假。得知疫情,奥美医疗1月19日向全体员工发出返岗倡议。奥美医疗董事长、总裁崔金海放弃休假,赶在春节前从深圳返回枝江,连续两个多月忙碌在生产一线。
很快,员工纷纷返厂。1月21日,公司紧急启动口罩生产线,并将原来一班、两班制,调整为三班制。现在,公司日产N95口罩25万只,医用外科口罩140万只。到3月19日,公司已供应N95口罩766万只,极大地缓解了疫情期间湖北地区口罩供应压力。
抗击疫情,物资消耗巨大。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防护消耗品,由于此前很多相关企业减产甚至停产,一时间奇货可居。
缺口就是信号。众多相关企业利用自身条件,紧急转产、协产、助产,石油化工、纺织服装、汽车生产、电子等行业率先一步,从央企到民企,纷纷站出来,各显其能,有力出力,有技术提供技术。目标指向——武汉,湖北。
一组数据可见一斑:2月19日,从全国各个渠道供应湖北的N95口罩达到33.6万只,防护服13.3万件,相当于之前全国防护服和口罩生产能力的2倍。
到3月5日,累计支援武汉和湖北医用防护服460多万件,N95口罩900多万只,医用外科口罩6000多万只。
得知武汉市医用防护物资全面告急,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立即行动。封城第二天,阎志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启动卓尔海外供应链,成立抗疫捐赠、供应支持行动小组。1月26日下午,320万只医用口罩,30万件防护服,3.2万副护目镜,数十台红外测温仪,陆续从海外运回武汉,以解燃眉之急。
10天建成火神山医院,12天建成雷神山医院。在全球惊叹的中国速度背后,是无数双毫不犹豫的援手。
当接到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消息,中建三局将士发出了齐刷刷请战的声音,“等候通知,随时出发”。
战“疫”集结号吹响,一支支建设队伍迅速向武汉挺进。几千名工人在机器轰鸣声中,迎来庚子年第一个黎明。
一边是防护物资,一边是生活保障。数万集结武汉的医护人员,上千万市民居家隔离,生活供应如何保障?
“白衣使者为武汉市民暖心,我们餐饮人要为你们暖胃。”说这话的,是武汉市餐饮业协会会长、小蓝鲸云餐公司董事长刘国梁。
由于多数员工年前已返乡回家,许多餐饮公司只留下少部分人。1月23日开始,驰援武汉的各路人马纷纷抵达,谁来解决吃饭问题?小蓝鲸、艳阳天、九龙酒店、东鑫酒店等上百家大型连锁餐厅接到任务,负责保障餐饮供应。此时的餐饮人,面临原材料减少、员工减少、保洁要求更高、食品质量要求更高、送餐时间更紧的状况。
没有人犹豫。餐饮大佬们一致行动,以平时三分之一的人力,加班加点,承担了所有一线医护人员、住院病人包括隔离点人群、基层一线防控队伍,以及其他应急防疫人员餐饮保障。
农历大年三十,河南退伍军人王国辉带着20个村民,一上午采摘了5000多斤蔬菜。顾不上歇口气,他自驾400多公里,当晚赶到武汉,将蔬菜捐给火神山医院项目部。
“听说这一车菜不是卖钱,要捐给武汉,大家伙儿马上就响应了。”王国辉说,“我是种菜的,就想用这种方式为武汉尽一份心。”
农历正月初四,安徽宿州泗县,苏宁物流大货车司机耿波手机突然响了,耿波接起电话,那头问道:“武汉,去不去?”耿波赶紧拿着电话走到了阳台,低声问:“拉什么?”“消毒酒精。”
耿波没有半点迟疑。出发前跟家人编了个谎话,说是去广州送蔬菜。去武汉前,耿波先从泗县赶往宿州,拉上酒精。临走时,装货工人拿出了一个红底白字的横幅贴在车头——“驰援湖北”。
3月5日,许多人的手机被一幅医生推着病床,迎着夕阳停下来,让病床上的老人观赏日落的照片刷屏。
那是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刘凯医生,在护送病人做CT的途中,停下来,让已经住院近一个月的87岁老先生,欣赏一次久违的夕阳。
3月10日,习总飞抵武汉,考察湖北和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和居民群众。
“经过艰苦努力,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初步实现了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目标。”习总对疫情防控形势做出科学判断。
3月18日,总进一步指出:“湖北省和武汉市要慎终如始、一鼓作气,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进入3月份,疫情数据开始不断向好。3月1日下午,武汉市硚口武体方舱医院宣布正式休舱。此后,随着患者大批出院,武汉16家方舱医院陆续迎来休舱。
数据的变化,昭示着疫情防控战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3月7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分析2月1日以来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走势:2月2日至14日,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在1000人至2000人的4位数区间波动,可视为高位运行期;2月15日至3月5日,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在100人至1000人的3位数区间波动下行,可视为中位运行期;3月6日和7日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进入10人至100人的2位数区间,可视为低位运行期。
同样在这一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总体上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
就在这场英勇的战斗即将书写胜利的答卷时,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为了胜利而英勇奋战、顽强坚守、默默奉献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们。
这里,有大爱无疆的白衣战士,甘洒热血的人民,奔波辛劳的社区干部,不舍昼夜的科研人员;更多的,是千千万万普通面孔,是勇敢坚守的武汉市民,是志愿者、快递员、教师、司机、环卫工、厨师、保安,是无数凡人英雄。
我们要记住这些名字:梁武东、李文亮、刘智明、彭银华、夏思思、江学庆、柳帆、周宗德、张抗美、邱飚、吴忠泽、肖俊、阮惠芳、邓林、王兵、林正斌、梅仲明、朱和平……
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离去的时候,他的妻子追在运载遗体的车辆后面,哭别丈夫。为了改造隔离病房收治患者,确诊前三天,刘智明很少休息。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身患渐冻症,双腿已经开始萎缩,但两个多月来,他每天走路比谁都快。他说自己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的病人。而同为医务人员的妻子,却因新冠病毒感染,在十几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年至耄耋的钟南山院士,既有国士的担当,又有战士的勇猛。疫情发生后坐高铁疾奔武汉,始终奋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他沉着分析疫情病毒毒株,提出了一项项行之有效的措施,为有效控制病毒传播与蔓延贡献了一个“老战士”的心血。
从重症监护室查房后走出来的李兰娟院士,脸上被护目镜和口罩勒下深深的“天使印痕”。“我愿意领队,到武汉去,帮助救助患者。”这是一个老科学家走向战场的豪言。她带到武汉的“四抗二平衡”救治策略,在抢救重症和危重症病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英勇的白衣使者、白衣战士,坚忍不拔,尽力拼搏,与上千万武汉市民一起,共同点亮了勇敢的战“疫”天空。
我们要记住无数默默奉献、默默坚守的可敬人群。是无数一线干部的付出,才有了对疫情的严防死守;是无数人民的勇敢值守,才有了疫情之下的武汉永远是明朗的天空;是无数志愿者的辛劳奔波,才有了武汉三镇从未阻断的保障输送;是无数普通市民以“行动就是不动”的坚守,才有了疫情防控的一天天向好。
“武汉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从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直到00后,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扛起这个时代、这一时刻属于我们共同的责任,并浇注下这座城市共同的战“疫”记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采访组成员:瞿长福乔申颖董庆森郑明桥柳洁周琳常理温济聪袁勇高兴贵包元凯朱国旺邓浩梁木执 笔:瞿长福袁勇)
POLO汽车凉车时启动困难关键字:起动 故障现象:POLO1.4L(手动挡),行驶里程:12000公里车主反映早上着车时车子得打火好几次才能着车,着车之后抖动特别厉害。 故障分析:进入车间,李师傅上车打火,打火两次方可着车,再次启动,一次就可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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